季大叔摆摆手，从怀里掏出几文皱巴巴的铜钱塞给我，铜钱边缘都磨圆了：“这是之前欠你的，拿着，一文都不能少。等世道好了，叔一定再请你抄书，到时候给你双倍工钱！”
他转身离去时，背影在暮色里显得格外佝偻，那副醒木撞击布包的声音，沉闷得像敲在人心上。
季大叔的活计没了，家里的收入顿时少了一半。
娘把缝补的价钱压得更低，接的活计却越来越多，常常在油灯下缝到后半夜，指尖被针扎得布满小血点，渗出血珠就往嘴里吮一口继续缝。
油灯里的桐油省了又省，只留一小团火苗照着书页，常常看到深夜，指尖冻得握不住笔，就在嘴里含暖了再写。
米缸彻底空了那天，娘把最后一块红薯塞给我，红薯皮上还有块黑斑：“你拿去书院当晌午饭，娘不饿，早上喝了野菜汤。”
我看着她凹陷的脸颊和布满裂口的手，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皂角渍，鼻子一酸，把红薯掰成两半：“娘，咱们一起吃。您不吃，我也不吃。”
红薯的甜香里带着一丝苦涩，咽下去时喉咙发紧，就像这看似有了盼头，却又突然坠入困境的日子。
夜里躺在柴房的硬板床上，听着娘在隔壁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像破旧的风箱。
我攥紧了冻裂的拳头，指节泛白。粮价还在涨，今日路过粮铺，掌柜说糙米已经涨到四十文一升了，日子还得熬，可只要我手里的笔还能写字，娘的针线还能穿梭，这瓦子巷的烟火气就不会断。
我摸了摸枕头下藏着的几页抄书纸，上面的字迹虽有些潦草，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不管世道多难，这学问，这日子，都得咬着牙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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