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体太白了，白得不自然，是民国后才有的“洋灰胎”。彩料太艳，红是化学红，绿是化学绿，没有天然矿料的沉稳。最重要的是，在碟子背面，靠近底足的地方，有一圈淡淡的“胶影”——这碟子碎过，被重新粘起来的。
“民国仿光绪粉彩碟，”沈砚秋说，“胎是洋灰胎，彩是化学彩，而且碎过，重新粘的。不值钱，最多一块大洋。”
赵奎的笑容更深了：“好，很好。”他拍拍沈砚秋的肩膀，“从今天起，你除了打杂，每天帮我清洗三件当品。清洗的时候，仔细看，把你看出来的问题，写在纸上，交给我。”
“是。”沈砚秋应道。他知道，这是赵奎在考他，也在用他。但他不在乎。只要能接触东西，能练眼力，能在这行站稳脚跟，他愿意被利用。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腊月。
上海的冬天湿冷，不像北平的干冷。冷气像针一样，透过棉袄往骨头缝里钻。沈砚秋的棉袄太薄，又没衬衣，冻得直哆嗦。赵奎看不下去，从库房里找了件旧棉袄给他，虽然补丁摞补丁，但厚实。
“谢谢掌柜。”沈砚秋穿上，暖和多了。
“好好干。”赵奎说，语气难得温和了些，“年底生意好，你多上点心。要是干得好，过年给你发红包。”
沈砚秋点头，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来上海三个月了，他还没找到何万昌。
“老正兴”饭店他去过三次。第一次去，伙计说何老板确实住过，但只住了两天就走了，没说去哪儿。第二次去，换了伙计，说不知道何万昌这个人。第三次去，饭店正在装修，老板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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