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想一件事——打几场仗，怎么打？
他的手指在黑暗中摸索着，摸到了桌上的那块镇纸。镇纸是铜的，很沉，表面冰凉，摸上去像一块凝固了的冰。他把它握在手心里，感受着那种冰凉的温度，让自己的脑子清醒一些。
他不能真打。这是底线。他不能让红军的人死在自己手里，不能让自己的士兵去送死，不能在这条路上留下太多的血。但他也不能不打。上面要看到“战果”，要看到补充团在追，在打，在出力。他需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一个让上面满意、又不伤筋动骨的平衡点。
打几场小仗。追上了，打一阵，然后“被击退”。报告写得好听一些——什么“激战终日”“毙敌甚众”“我军伤亡不大”——这些词他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了。他知道怎么写，知道怎么说，知道怎么让上面的人看了觉得满意。他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以前在江西的时候，原主陈东征就干过不少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这个年代的国民党军队里，这是常态。所有人都这么干，所有人都知道别人在这么干，所有人都装作不知道。
但问题是——红军会配合他吗？
瓮安那一夜，红军配合了他。他们没有杀人，只是烧了粮草。他们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做什么。也许——他们也知道他现在的处境。也许——他们会继续配合他。
陈东征把镇纸放回桌上，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他脸上，冷冷的，像一片落在额头上的雪。他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周围没有一丝云彩，星星稀稀拉拉的，只有几颗最亮的还在闪烁。
他对着月亮，像是在对那支在山那边行走的队伍说话。
“我需要打几场仗，”他低声说，“但我不想伤人。你们能不能——配合我一下？”
月亮没有回答他。月光只是冷冷地照着他，把他一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孤零零的，像一棵站在旷野里的树。
陈东征苦笑了一下，转身走回条凳上，坐下来。他把脚伸出去，靠在桌腿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问题——在哪里打？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报告怎么写？
这些问题像一群苍蝇，嗡嗡地在他脑子里转，赶不走，也打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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