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认准了一点：老太太耳朵虽背，脑子未必糊涂。她当年跟陈玉莲走得近，说不定知道她躲哪儿去了——哪怕只是一丁点风声，对抓人也是救命稻草。
“我……我不晓得啊……真不认得这个人……陈玉莲？谁啊？”老太太两手发抖，嘴皮子打结，话都说不利索。
“还装傻？”军官猛地一拍桌子，“给你脸才叫你‘交代’，不给你脸，当场就能按‘特务同伙’把你铐走！你知道特务家属啥下场吗？拉到街上挂牌子、喊口号、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再往后——砰！一枪崩了！你儿子易中海就是这么走的，你还想步他后尘？”
老太太脸色刷地惨白，眼珠子都僵住了。
她不怕死，就怕死得难看，更怕自己活不到抱上傻柱娃的那一天。
那个年代，“特务”俩字比毒蛇还吓人——街坊邻居见了绕道走，连倒泔水桶都嫌脏手。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真不知道……”她把头摇成拨浪鼓，枯瘦的手直哆嗦。
“我要是知道，早跑去找部队立功换户口本去了！这破院子我住够了，再熬下去，我自己都想拿根绳子了断！”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认识她的？”军官立刻接上。
老太太缓了口气，慢慢开口：“那是解放前，炮弹还在天上飞的时候……我在西直门外逃难，碰见个带孩子的女人，怀里揣着个小闺女，就叫小莲。我帮她们藏了两天，临别时她塞给我几封信，说是日后联络用的——你们在我炕席底下翻出来的，就是那些。”
“别扯逃难！就说信！”军官打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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