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还关注民间疾苦。贞观初期，关东、关中各地灾害甚多，唐太宗下令开仓赈济，允许灾民就食他州，并紧缩政府开支。隋末战争中受损严重的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不再征发徭役。而征发徭役、兵役的地区，则需注意不违农时。唐朝颁布的《营缮令》，还以法令的形式规范营造公共工程时的民力征发。
经过努力，贞观三年、四年，关中丰收，流民回归；贞观六年、七年，关东地区的农业也发展起来，社会逐步走向安定；贞观八年、九年，米价降至每斗四五钱；贞观十五年，更是降至两钱。由此，经济社会步入繁盛时期。
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南北、东西分裂达300年之久，关陇、代北、山东、江左各集团区隔已久，隋朝短暂的统治显然不足以抹除彼此间的差别。摆在唐太宗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将各方势力整合起来。唐太宗使用的办法是“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
在这一择才标准下，唐太宗既用“西北骁武之士”，又用“东南儒生”；既用秦王府旧人，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用东宫、齐王府里的旧仇，如魏徵、王珪等；既用高祖遗臣，如萧瑀、封德彝等；也提拔寒微士人，如马周、刘洎、戴胄等。唐朝疆域扩展至蒙古高原后，又极任用少数族精英，如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不拘一格使用贤才的政策，催生了一个颇具才干的官僚集团，这就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惟贤是与”的氛围中，唐太宗常以隋炀帝为反面典型，鼓励群臣进谏。这既是对臣下的尊重，也是使百僚归心的必要措施。贞观年间出现了许多谏臣，如王珪、魏徵、褚遂良等。面对反面意见，唐太宗常常予以奖励。最著名的直谏者首推魏徵，对唐太宗进谏达200余事。魏徵死后，唐太宗感慨自己失去了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
农耕和游牧合为贞观之治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合为一家。
隋朝崩溃后，东突厥虽未直入中原，但常在隋末各争霸势力间不断反复，以获取政治、经济利益。
贞观初年，唐朝内部尚未安定，关中、关东灾害频繁，但唐太宗没有选择以对外让步来换取和平与发展，而是下定决心解决突厥问题。一方面，修缮障塞，调动唐军；另一方面，策动东突厥的内部矛盾，与背叛东突厥的薛延陀建立联系，接纳管辖东突厥东部的突利可汗投降。
贞观三年十一月，唐太宗派遣李靖、李勣、柴绍、薛万彻统军分路出击突厥。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三千骑兵冒严寒大雪奔袭颉利可汗驻扎地，正面击溃突厥主力。突厥在溃败中又遭李勣伏击，退守铁山后仅剩几万人，处于山穷水尽之地。
颉利可汗派执失思力赴长安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实则欲换取唐朝物资援助以获喘息之机。唐太宗派遣鸿胪寺卿前去安抚，并诏命李靖迎接颉利可汗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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