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这个良好的时机，子产开始在郑国推行“丘赋”制度，估计就是类似于当年鲁国搞的“丘甲”制度类似，大致上就是将农民按照“丘”的规模进行编制，然后按照一个“丘”的规模，计算应该出多少赋税，或者是出多少甲士的意思，目的就是增加赋税的收入或者是扩大征兵的范围，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打破了以前的规矩，进行了改革，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很多人开始就咒骂子产这个“野心派的改革家”。
甚至说：他的父亲子国在鲁襄公十年，因为郑国内乱被杀，也是因为这个儿子子产太毒了的原因，儿子克死了父亲，子产就像是蝎子的尾巴，太毒了，他这样的改革并发布命令，郑国将要怎么办？
子产很坦然，他认为只要是有利国家，他自己个人的得失和生死就不要紧，何必去关心那些闲话和诬陷。
为了让郑国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政策，和违反政策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子产于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子产，主持制定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刑书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国家的官吏掌握施行。之后，子产下令把刑书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个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这也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总结。
这个事情对晋国的大臣叔向震动很大，他连忙向子产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就有很多符合当时执政理念的观点，我们既不说他的观点是落后的，也不能说他的意见是反动的，这都是历史环境中的必然产物。
叔向首先在信中对子产进行否定，并提出以前自己很看重子产，而现在并不是这样的观点了，主要就是基于以下的问题：
“在以前的国君衡量臣民是否犯罪，是根据犯罪的轻重来衡量，并不是根据法律条文，主要就是害怕老百姓有攀比之心。其实这就是身份的区别，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如果平民好贵族一样标准，社会岂不是乱了？”
对于叔向的这个观点，我们千万不能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思想来衡量，这可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状态。
叔向还认为：
“管理国家的基础是靠着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用爵位俸禄来理顺，用刑法来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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