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那时候的成文法律，应该只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远远达不到像现在动就几百条，甚至是上千条的法律条文的发达状态，当时无非法律，就是一个行动的纲领而已。
因此，对于子产将刑法浇筑在铜鼎上这件事，绝对是一件重磅的炸弹事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和创举，这样一来，必将遭受到当时已经成为习惯的文人的谴责和批评，对于子产“铸刑法于鼎”的事件，各个诸侯国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是持反对意见的还是很多，比如，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哥级晋国的重臣叔向，和学术大师级的鲁国孔子都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反对。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越来越详细的法律被逐渐的公开和作为标准，这种做法，便已经慢慢的开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就造成了在子产铸刑法于鼎之后的二十多年，晋国也开始进行了仿照，可是孔子始终认为这样做不对。
在晋国效仿也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
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
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这不过是孔子的一厢情愿罢了，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怎能用现在的眼光来批评他们呢。
我们不是“法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所以在此只是拿出了这个问题，简单的表达一下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已，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故事，由此而关注一下子产这个重要的人物。
子产执掌了郑国的政权后，开始慢慢的显露头角，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名声，在郑国国内也慢慢的获得了一些贵族的支持，但是这都是变现在沿用旧的传统之上，一旦子产超出界限，引来的争论总是不少的。
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国际形势一片大好，世界上的两强晋国和楚国终于停止了战争，为中原地区的发展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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