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国和吴国打了几场不疼不痒的仗期间，有一个事件不得不说一下。
这也是在“春秋”历史上有一个重大意义的法律事件。
这就是在鲁昭公六年、三月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铸刑法于鼎”的事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国家的刑法法律刻铸在铜鼎上，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春秋以前，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这是胡适先生的观点。
当然，这毕竟现代学者的一家之言，可能也是站在现代立场上的一种观点而已，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春秋时期”的成文法颁布，并非象现在这样的容易。
单纯是传载工具就存在着很大的制约，比如：古代的书写工具是用竹简，刀子和毛笔，这就造成了传承工具上的限制，因此，古人流传下来的文章篇幅都很精炼，这也和书写有一定的关系，否则，长篇大论下来，得用多少竹子啊。
而且，在古代的时期，真正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很少，能认识字，估计在乡里都是一个文化人了，这也就造成了老百姓对于法律内容理解的障碍。所以，先秦时期的各种政治和法律制度，并非像现在这样完善和统一，迷信思想十分的严重。
礼仪道德的规范，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无论是在夏朝，还是在商朝或者是周朝，法律只能是原则上的高度概括性的总结，具体落实到民间的复杂社会的实施中，就需要依据当时的社会状态和礼制进行必要的解释，当然无论是成文法律的解释，还是道德礼制的解释，重要的前提都是维护国家的贵族统治。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因此，在那个年代中，我们通过《春秋》和《左传》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无论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上的操作，还是为人处事，礼尚往来。基本上都是天理，鬼神，周礼和道德及礼制，很少有引用法律来进行说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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