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智于混乱与绝望中强行建立秩序，以“清瘟化秽汤”为剑，试图刺破疫区阴云的同时，景安县城的另一角，气氛同样凝重压抑，却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是县城内最大的“善安堂”医馆，如今已被知府衙门征用，作为此次抗疫的另一处核心——西洋医士诊疗区。与城外临时医署的草创混乱不同，此处显然经过更为用心的布置。院子里用白布幔隔出了洁净的“诊疗区”和“观察区”，地上洒了厚厚的石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石炭酸水（苯酚溶液）气味。身穿白色罩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西洋医士和学徒们，脚步匆匆，神色严肃，偶尔用生硬的官话或干脆是番邦语言低声交谈。
善安堂正堂被改造成了一间简易的“实验室”和议事厅。墙壁上挂着大幅的人体解剖图和一些令人费解的图表，桌上摆放着显微镜、玻璃瓶罐、酒精灯等稀奇古怪的器械，以及一沓沓写满番文的纸张。几位明显是西洋人面孔的医士，正围在桌边，激烈地争论着什么，个个眉头紧锁，面色难看。
为首者，是一位年约五旬、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的洋人，名叫约翰·卡特，来自英吉利，是广州一家教会医院的外科主任，精通内科，是此次府城特意重金聘请、并以其为主导组建的“西洋抗疫专家组”组长。他身旁，站着他的副手，一位同样来自英吉利的内科医士罗伯逊，以及几位本地略通西洋医术的华人学徒充当通译。
“……脓毒血症的表现是明显的，高热、寒战、出血倾向，但病原体……见鬼，在血液和痰液涂片里，我们找到了不止一种微生物！有杆菌，有球菌，还有无法辨认的……这不符合任何一种已知传染病的典型特征！” 罗伯逊指着显微镜，语气焦躁，“而且，磺胺类药物效果甚微，甚至无效！青霉素……上帝，我们那点可怜的存量，两天就用完了，而且似乎对最危重的病人也没什么效果！”
“隔离是有效的，至少延缓了传播速度，但治疗……我们缺乏有效手段。” 另一位稍年轻的洋医士，德国人施耐德，指着桌上几份病案记录，上面用德文密密麻麻写满了观察记录和失败的用药尝试，“强心剂、补液、退热剂、镇静剂……常规支持疗法，只能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无法阻止病情恶化。死亡……仍然在发生，而且速度很快。”
卡特医士双手撑在桌沿，深邃的眼窝里布满血丝，他已经在疫区不眠不休工作了五天，精神和体力都接近极限。“细菌培养结果呢？” 他声音沙哑地问。
“培养皿长出了……混杂的菌落，但哪种是真正的致病菌？还是说，它们是协同作用？或者，根本不是细菌引起的？” 罗伯逊摇头，脸上是深深的挫败感，“卡特医生，我们面对的，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未知的、混合性的烈性传染病。以我们现有的认知和药物……无能为力。”
议事厅内陷入一片死寂。只有酒精灯燃烧发出的微弱嗤嗤声，以及外面隐约传来的、被白布幔阻隔后显得沉闷的咳嗽和**。
“中医那边呢？那个新来的刘……刘智大夫，不是说有进展吗？” 一位华人学徒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是为数不多既通晓番文，又对中医略知一二的人，被派来负责两边沟通。
“中医？” 卡特抬起头，捏了捏鼻梁，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他们还在用那些草根树皮煮的黑汤，和扎针放血吗？城外临时医署传来的消息混乱不堪，说是换了个年轻大夫主持，停了原来的方子，用了新药，有几个重症似乎暂时稳住了……但样本量太小，没有对照，没有数据，无法评估。而且，他们的药材也快用完了。”
罗伯逊接口道：“我听外面的兵丁说，那位刘大夫把病患分了区，还强制要求喝开水，焚烧草药消毒，这倒是有助于控制传播。但治疗方面……我始终认为，没有明确的病原学诊断，没有针对性的抗生素，任何治疗都是盲人摸象。那些草药汤剂，或许有点安慰剂效应，但对付这种烈性传染病……” 他耸了耸肩，未尽之意显而易见。
“可是，王太医之前用的温热补药，确实加速了死亡。这位刘大夫的新思路，至少看起来方向不同，而且似乎……暂时稳住了一些人。” 华人学徒鼓起勇气说道，他是亲眼见过城外惨状的，对王太医之前的治疗也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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