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
这个词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落在他这个执业二十多年、办过上百起大案的律师耳朵里,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要教他做事。
“现有的法律,确实无法给阿尔伯特这样的人定罪,所以,我们必须要引导民众……不是引导他们恨阿尔伯特,是引导他们去想一个问题,如果阿尔伯特做的这些事不违法,那现行的法律,是不是有问题?”
“引导他们去想,如果法律允许一个银行总裁用银行的贷款做空自己的银行,那这个法律本身,是不是存在巨大的漏洞?我们是不是必须堵上这个窟窿……”
“费兰先生。”
佩科拉打断了他:“恕我直言,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确认大通银行有没有违规操作,我调查的是‘有没有违法’,不是‘法律有没有漏洞’,你刚才说的,是立法工作。”
“如果我们往那个方向引导,就必须拿出成型的立法方案,如果我们拿不出来,华尔街那边会他们会说:看,政府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只是眼红我们赚钱,就跑到听证会上来演戏。”
他的语气比刚才冷了一度,但仍然是礼貌的:“我在这个位置上,要的是事实,是证据,是能站得住脚的东西,不是‘引导民众产生某种意识’,您说的那些,万一被华尔街倒打一耙,到时候大家都会很难堪,你不会想看到那副场景的。”
“佩科拉先生,谁说我们没有成型的立法方案的?”
佩科拉微微一怔,然后问:“在哪?”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成熟了,您自然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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