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树民回头，是他手下年纪最小的队员，叫栓子，十六岁，聊城本地人。
栓子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爬上来，缸子里晃着稀粥，米粒数得清。
“司令说让您吃点东西。”
范树民接过缸子，“城里还有多少粮食？”
栓子眼珠子转了一下。“伙房说……还够吃一天的。”
一天。
范树民把缸子搁在垛口下面砖台上，从腰间摸出驳壳枪，拉开枪机退出子弹，还剩四发。
七百多人，步枪不到三百条，子弹平均每人不到五发。手榴弹倒是还有一批，土造的。城墙上架了两挺捷克式，一挺还能打，另一挺昨天夜里枪管过热炸了膛，机枪手右手没了三根指头，现在还躺在城头咬着木棍不吭声。
他十九岁。
一个月前站在这面城墙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父亲通电全国誓死抗战的那天，他在台下喊得最响。那时候鲁西北二十多个县遍地烽火，号称六万抗日游击队。六万人。
他嘴角扯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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