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远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
光头的算盘打得很精。对泽禹这种家境可能确实不错、又表现得极易拿捏的“肥羊”，开高价，搏一把大的。
而对于其他看起来“油水”不那么足的，则定一个“起步价”，能榨多少是多少，蚊子腿也是肉。
但是，他说的“拿十万出来”，可从头到尾没提“放人”两个字。
这意味着，即便这些人的家人砸锅卖铁凑齐了十万，他们也回不去。
只有泽禹，如果他那可怜的母亲真的能在三天内奇迹般地凑够一百万，或许，真的有一丝被“释放”的可能。
但这“可能”，是建立在他母亲可能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绝路的基础上的。
新来的几个“猪仔”，在打手的威逼和电棍的恐吓下，开始一个个被迫拿起电话，拨通那个他们此刻最想联系、却又最怕连累的号码。
哀求声、哭泣声、家人震惊和绝望的质问声……
而泽禹，还瘫在地上，沉浸在自己“妈妈会卖厂救我”的希望中，对周围因他而加剧的苦难，毫无察觉，或者说，无力顾及。
电话打完，空气中弥漫的绝望和恐惧仿佛有了具体的重量，压得那几个新人几乎直不起腰。
但园区的时间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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