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谢晋把《家庙》的剧本复印件，推到桌中央，手指在封面上敲了敲。
“老成，老凌，咱们得统一口径。这三个本子，赵鑫那孩子写了什么？写了‘家’作为中国人精神宇宙的崩解与重建。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一，上海、香港、旧金山，三代人。格局小吗？小到一块砖、一副碗筷。格局大吗？大到整个二十世纪华人的精神漂泊史。”
成荫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着镜片。
这位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看问题总是多一层。
“老谢，本子的艺术价值，我不怀疑。但问题就在这儿，它太真实了。青砖刻牌位、镜子当通道、香灰当导航，这些意象太具体，具体到会让观众，联想到具体的历史时刻。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他顿了顿，“更宏大的、向前看的叙事。”
“那就不拍了？”
凌子风声音洪亮，这位延安电影团出身的导演。
脾气向来直，“香港一个年轻人，都敢写这种东西，我们这些老家伙反倒怂了？咱们当年拍《中华女儿》，拍《红旗谱》，什么时候怕过真实？”
“现在不是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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