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什么？”黄沾问。
顾嘉辉沉声背道：“‘吾儿国栋：见字如面。今晨你母咳血，请了郎中来看，说是忧思成疾。你若军中得闲，可否寄一张近照回来？你母说，梦里见你瘦了。’”
顾家辉的声音发紧：“落款‘父手书，民国三十年春’。”
林莉红着眼眶，翻开另一封。
1941年6月：“吾儿：照片收到。你母将照片供在佛堂，每日上香。你弟弟国业上月也走了，说是去昆明学开车。家中只剩我与你母二人，屋子空得回声太大。盼捷报。”
再一封，1941年9月：“近日腿疾又犯，阴雨天痛不能行。你母说，等你回来，去槟城找最好的西医。我说不必，儿归之日，便是良药。”
许鞍华拿起箱底最后一封。
邮戳：1945年8月20日。
日本投降后第五天。
信纸只有一行字，墨迹晕开过，又被小心翼翼描了一遍：
“儿啊，太平了。回家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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