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三月三日，香港广播道。
郑裕彤手绘的那栋楼，终于挂上了牌匾：“鑫时代文化工场”。
没有剪彩仪式，没有媒体群访。
只有一群人在新楼的天台上，围着烧烤炉吃陈伯特制的蜜汁叉烧。
晚风带着初春的凉意，吹散了炭火的烟。
谭咏麟刚从日本巡演回来，晒得肤色深了不少。
但精神亢奋，手里举着一罐可乐当麦克风。
“你们知道吗？大阪那场，有个八十岁的老奶奶，坐着轮椅来看我演唱会！”
他声音洪亮，模仿着当时的场景。
“安可时她孙女推她到后台，老奶奶通过翻译跟我说：‘谭桑，你的歌让我想起战前在满洲听的爵士乐。那时我还年轻，现在老了，但听到好音乐，还是会心动。’”
他咬了一大口叉烧，边嚼边说，眼里有光：
“我当时，鼻子就酸了。不是感动，是觉得，音乐这东西真犀利，能让相隔几十年、几千公里的人，在几个音符里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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