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清晨五点四十七分。
香港清水湾片场宿舍楼，303房间窗帘缝里透进惨白的光。
谭咏麟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左腿搭椅背，右腿悬空。
嘴里还叼着半块，从台北机场免税店顺来的凤梨酥。
电话铃炸响时，他像条濒死的鱼弹起来。
“喂？”
“阿伦！你还有四小时就要飞东京了！”
郑东汉的声音透过听筒，像电钻钻进他宿醉的脑仁。
“行李收拾没？舞鞋带没？喉咙药吃没？还有你那顶骚粉帽子，”
“郑哥！”
谭咏麟哀嚎着摔回枕头堆，“我昨晚才从台北飞回来！时差还没倒！就十分钟，让我再睡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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