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陆时衍面前。
“这是周老师三年前写给我的信。”她说，“我去香港之后，他寄过来的。我一直没有打开过，因为……我不敢看。”
“不敢？”
“因为我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薛紫英的声音有些发抖，“他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单独约我吃过一次饭。那天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关于恒远案，关于魏明远，关于他自己。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在恒远案里选择了沉默。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苏恒远站在他面前，问他‘为什么’。”
陆时衍看着桌上的信封，没有伸手去拿。
“他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他问，“如果后悔，如果愧疚，为什么不主动说出真相？”
“因为他害怕。”薛紫英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不愿意被听见的秘密，“他害怕失去一切——名誉、地位、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时衍。他教了我们那么多关于正义和良知的道理，但他自己做不到。”
“所以他把真相写在一封信里，寄给你，让你替他做决定。”陆时衍的语气里有一丝讽刺，“这倒是很符合他的风格——永远不直接面对问题，永远让别人替他承担后果。”
薛紫英没有反驳。
陆时衍终于拿起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他没有当场打开，而是放进了公文包的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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