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站在她身边。
“我今天拿到了当年的判决书。”苏砚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纸张已经泛黄，折痕处几乎要断裂，“是我妈妈藏在衣柜夹层里的，她去世前留给了我。我一直不敢看，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
她把判决书递给陆时衍。
陆时衍接过来，借着路灯的光看了一遍。判决书的措辞标准而冷漠，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工整——“经审理查明，恒远科技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不抵债，依法宣告破产”——没有任何关于技术被窃取的描述，没有任何关于资本恶意操纵的指控，甚至连一个“但是”都没有。
“我在网上搜索过所有关于恒远破产案的报道。”苏砚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故事，“每篇报道的措辞都差不多——‘经营管理不善’、‘盲目扩张’、‘资金链断裂’。没有一个人提到恒远的核心技术是被窃取的，没有一个人提到那项技术后来出现在恒远最大的竞争对手的产品里。”
“因为那项技术的专利在破产清算中被以‘抵债’的名义转让给了第三方。”陆时衍说，“第三方再授权给那家竞争对手，所有操作在法律层面都是‘合法’的。”
“合法。”苏砚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所以法律保护了窃贼，惩罚了受害者。陆律师，你觉得这公平吗？”
陆时衍沉默了很久。
他想说“法律不完美，但它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制度”，想说是“程序正义需要时间来实现”，想说“每一个不公正的判决都在为未来的变革积累力量”——这些话他在法学院里背得滚瓜烂熟，在法庭上说过无数遍，但此刻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那些话对一个十四岁就失去一切的女孩来说，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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