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陆时衍的手机震了七次。
前六次他都没接。第七次震动响起时，他从沙发上弹起来，光着脚踩过散落的法律文书，在茶几上摸到那台屏幕亮得刺眼的手机。
来电显示：薛紫英。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五秒，拇指悬在接听键上方，最终按了拒接。
手机刚放下，又震了。
这次是短信：「时衍，求你了，接电话。我有东西要给你，很重要的东西。」
紧接着第二条：「关于周明远的。」
陆时衍的手指顿住了。
周明远——他的法学导师，当年在法学院手把手教他写诉状的人，也是他毕业致辞里唯一感谢的人。三个月前，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苏砚提供的调查档案里，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新的疑点、新的矛盾、新的背叛。
他回拨过去。
“时衍……”薛紫英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玻璃，带着明显的哭腔，“我在你们律所楼下，你下来一趟好不好？就五分钟，我把东西给你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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