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借此警示后人：即使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信’与‘礼’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价值，依然值得被记录和肯定，其行为本身的光芒不应被成败功利所完全掩盖。”
“此正是《春秋》超脱于具体事件，作为‘经’而非‘史’的崇高之处。”
“它树立的是价值的标杆，而非仅仅提供成败的案例。”
“后世读之，当思‘信’‘礼’之可贵，亦当鉴其不知变通之弊，二者并行不悖。”
这一番论述，高屋建瓴，深刻揭示了《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的价值导向作用，完全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
秦方一时语塞，额头微微见汗。
他自诩对春秋理解深刻，就连周教授都表扬过他几次。
但不曾想李钰的理解却能深入肌理，把握圣人作经的深层意图和精神高度，并能融会贯通。
试图再找问题，却发现思路已被李钰的宏大视角所压制，先前准备的几个难题在此刻显得有些苍白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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