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补丁袖口沾着的墨渍，再抬头时，正见他与李老先生谈论着《汉书》的注本：“世伯觉得服虔注与应劭注，哪个更得精髓？”
先生抚掌笑道：“你倒会问，服注详于典制，应注长于训诂，各有千秋啊。”
两人言笑间气度从容，谈论的注本我只在先生的藏书目录里见过，连原文都未曾得见，一股实实在在的差距感涌上心头——这并非出身造成的隔阂，而是学问见识上的鸿沟。
上课时他坐在前排，李老先生提问《左传》要义，他张口便引经据典：“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杜预注‘重耳辟骊姬之难，奔翟’，实则另有隐情，据《国语》补注，其中还涉及晋献公晚年的权力纠葛……”连注疏里的生僻注解都信手拈来，那些我需查遍典籍才能弄懂的典故，在他口中竟如寻常话语般轻松。
我低头看自己抄在废纸背面的笔记，突然感到一阵服气，这等学识绝非仅凭家世就能得来。
午后的书法课上，李老先生让我们临摹《兰亭序》。我屏住呼吸写下“永和九年”，手腕的冻疮隐隐作痛，墨色在糙纸上晕得有些散。
而王骞舟挥毫泼墨，笔锋流转间，那“之”字竟有几分王羲之的风骨，墨色浓淡相宜，纸页上还泛着淡淡的光泽。
李老先生捋着胡须赞叹：“喻之这字，已有晋人风度，难怪你父亲说你七岁便能临帖。”
我望着他案上那方莹润的端砚，再看看自己磨秃的笔尖，不得不承认，他的书法功底确实远在我之上，这种差距让我心生敬佩，而非怨怼。
他并不像李子玉他们那般骄横，见我盯着他的字看，还笑着递过宣纸：“晏兄若不嫌弃，可用我的纸写。这是宣城贡纸，吸墨性好。”他的声音温和，眼神里没有半分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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