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男编辑接话了，他先做了自我介绍：“我叫陈杰，在《十月》工作10年了。我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其实刚刚你一说「包法利夫人」，我就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徐畅畅」和「包法利夫人」二者在最核心的特质上，却是有着强烈的相似性——
她们都将社会赋予女性的某种物质或者精神的符号，内化为自我价值的一部分，并通过自己和他人的超额消费，构建出一个泡沫一样的虚假世界。
爱玛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未能区分文学幻想与现实，而徐畅畅的困境则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却不得不维持这种分裂以谋生。
这可能也是你和福楼拜在创作动机上的相似之处，就是试图以文学捕捉一个正在加速的时代的瞬间，看那些在洪流里的个体的挣扎与妥协、真诚与虚伪、自由与异化的命运，会如何相互交织。”
这时候另一个女编辑也说话了，沉浸在讨论里的她并没有自我介绍，而是直接切入话题：“小陈说得不错，小徐说得也挺好，加上张潮你的解释、补充，我觉得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吧。
首先「徐畅畅」这个角色没有做简单的‘好’或‘坏’处理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包法利夫人》的突破性就在于拒绝以传统道德审判爱玛。
他既揭露她的虚荣与愚蠢，也同情其反抗平庸的努力。爱玛的死亡不是简单的‘罪有应得’，而是被19世纪的法国社会碾压的结果，就詹姆斯·伍德说的那样，‘福楼拜让读者同时感受到爱玛的可悲与可敬。’
徐畅畅并未因欺骗行为受到惩罚，反而‘越来越受欢迎’。这种结局并非对道德沦丧的默许，而是对你认为的那个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时代价值虚无化的揭露。
当‘真实’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变换标准，当‘情感’可以被打赏的数据量化，传统的善恶界限就变得模糊。徐畅畅的‘成功’恰恰证明了社会的荒诞。
她的虚伪不是个人缺陷，而是整个时代运转的必然产物。所以让「徐畅畅」做个‘坏人’没有意义，应该谴责的是那个你设想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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