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件就是二月末，皇帝只能勉强算得上是康健的时候，接奏却未处理的遗留事件——景德镇瓷工起义一事。
说起来这事，首先要怪皇帝当年突发奇想来的横征暴敛，其次要怪梁秀殳择机不当。
当年大兴土木、建造道观、翻修宫殿，之后又是赈灾，又是打仗，还生了好些皇子、公主，一赏就是几万两银子，太仓渐渐的也出现了短缺。
一国之主，用钱的时候，未必都是他用，但到挣钱的时候，皇帝作为发号施令的角色，创收的法子也得由他带头参与。
整个明朝，从明太祖开始，税赋并不算重，也没有格外奇怪的税种，而万历年间，自张居正开始实行“一条鞭法”，百姓的税赋压力就更是小了许多。
一方面确实有了国泰民安的场面，但另一方面，皇宫和各属地封王的日子确实紧巴了起来。
所以在一段“苦日子”过后，张首辅也魂归故里，此时的皇帝就开始琢磨起创收的主意来，打起了各地矿税、江南织造、江西烧造的主意，甚至从宫里抽调内监到各地做了税监。
又为了限制单批税监，在一个地方或某项税务上持续搜刮，皇帝要求内监定期按轮次更换。
到万历二十九年，正好轮到梁秀殳，按理说他这样的逐利之人，正喜欢这种无本万利之事。
可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他“逐利”向往中的一部分，在权和钱之间，他选择了权，能取代田公公留在万岁身边，观察一国之主的喜怒哀乐、生活起居，这是用多少银两都换不来的。
因此除去前往各地肥差的他人之外，唯独江西烧造一直没有比梁秀殳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原本就在江西烧造的税监潘相又留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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