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的当下，即便中国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投放能力已经将数百万军队投放到北美，并且武装了数百万世界人民解放军，在欧洲作战。而中国国内大城市的基础建设标准已经是楼房带电梯，楼下挖了地下停车场。城市内有地铁，地下隧道，高架桥。如果假设每一家都有汽车的话，非得有这样的花费巨大的基础建设才能满足汽车的行驶与停放。
何锐生前说过，如果是基础建设不够，以后的道路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
以前李润石没见过一座城市内有几十万辆私家车的世界，最近一年他终于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立刻发现何锐所说的果然是真的。民众为了上下车方便，是真的将汽车停在道路边。
有了汽车代步，居然忍受不了那么几步路。这种“惰性”曾经让李润石感到非常失望。直到出行都让司机负责开车与停车的李润石学了开车，亲自驾车上下班后，他才切实的发现“惰性”远比他所想的要顽固的多。当每天都要从停车场步行十几分钟到办公楼，再从办公楼步行十几分钟到停车场。坚持一个多月后，李润石自己也有些扛不住了。
当汽车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炫耀财富的工具。李润石最初没办法立刻理解基洛夫的问题。
所以花了十几秒考虑以及在心里组织语言，李润石才答道：“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是为了减少出行的负担。如果基洛夫委员所说的是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那就不是标准，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得从中国从1927年后通过分期贷款普及自行车使用范围开始谈。”
基洛夫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兴趣，他跟进了问题，“如果中国不是用标准的方式推进生产力，那么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社会发展纲要是用什么模式制定？”
李润石听到这里，倒是对基洛夫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兴趣。苏联的经济模式倒是真的有“计划”，从工资标准到社会福利，苏联认真的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尤其是在得到了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之后，苏联在制定标准方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计算，看上去更科学了一些。
不过李润石用“不知所云”的四字对于苏联经济建设思路做了评价。倒不是李润石搞不懂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而是李润石觉得以他这样激进的思路，都觉得苏联的模式过于僵化与激进。
基洛夫是苏共高层中少数敢直接询问关键问题的人，李润石就用简单明快的话语向基洛夫解释了何锐时代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中国经济是力求建设全新的工业化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国家提供保障，国家通过大力提升人民的学习能力，以及推进技术在国内的扩散，让民间资本能够投入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从而在各个细分领域出现各种竞争环境。这样的整体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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