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理论上就不该出现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分配，或者按照何锐的看法，是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可兼得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无疑是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也是现在全球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家更没有资格自诩为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肯定不会让基洛夫询问这个问题，但基洛夫对此非常有兴趣。
中苏双方的会面安排在午饭前，基洛夫觉得这个时间很不错。虽然国宴是邀请所有前来中国吊唁的国家代表们一起吃饭，但基洛夫肯定能得到超出10分钟的时间。哪怕是一分钟，对于高级别的对谈都是很宝贵的。
就如私下彩排的那样，基洛夫的礼节性问候花了一分钟。斯大林的几个问题都是围绕中苏在欧洲势力范围的界定，以及是否在摧毁纳粹德国的作战中互相配合，不要引发误会。李润石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
眼看还剩下一分钟，基洛夫问道：“我听说中国最新的城市建设是以私人汽车为中国民众主要交通工具为标准而进行的设计。不知人人都能开上私人汽车在中国开来，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哪个阶段？”
李润石并没有预想到基洛夫居然问出这个问题，更没想到基洛夫的切入点竟然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标准设定上。一时间，李润石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以家家户户至少有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标准设定是何锐生前提出来的。在李润石看来，这个标准其实有点过于超前。不仅李润石这么看，相当一部分中央领导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以何锐的威望，这么离谱的标准依旧得到了通过。因为何锐用30年时间跨越了欧美150年的发展进程，这个成就在事后看其实更加离谱。
李润石虽然还不至于立刻推翻何锐设下的标准，但李润石却觉得如果真的执行不下去，他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标准，以实现更普遍的公平。
基洛夫的询问给李润石相当大的冲击，他的确没想到基洛夫居然这么重视何锐设定的标准。很快，李润石想到斯大林说过“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生活。”
10年前，不少党内领导干部还觉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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