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石当然知道大家的感受，他解释道：“对中华文明来说，官僚制度是一个很古老的制度，所以我们充分了解官僚制度的问题。但是对欧美来说，官僚制度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苏联更是一个非常新的国家，相较贵族制度，官僚制度至少将公众利益的承担者变成了普通人通过共和制度考试体系成获得官僚，而不再是贵族。可以说，这是一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
谈到这个层次，军委的同志们就不再吭声。想解答这种理论性的问题，非得有深厚的历史知识与哲学功底。到现在为止，哪怕是何锐政府的高层，也不是人人都有去搞清楚这些的空闲。
其他人不吭声，胡秀山就有了发言的空间，他问道：“苏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么？”
“意识到了。”李润石继续肯定了苏共中央的水平，“但是苏共的经济发展并不支持他们进行改革。因为苏共有工业，却没有产业。所以苏共没办法通过产业政策去调节国家经济。”
提到这个层面的问题，军委的同志们更不愿意发言了。何锐政府在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获得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建立了管理产业政策的职能。
当中国拥有了产业政策的管理能力后，党内的就出现了相当分裂的态度。对待产业的态度，使得很多同志之间造成了近乎敌对的看法。
支持全力推动产业政策的同志认为，政府要搭好台，让搞产业的那些人登场唱戏。
不支持产业政策的同志认为，上台唱戏的那帮人净特么瞎唱！
胡秀山属于中间派。他既认为台上的大多数搞产业的都是瞎唱，又认为还是得让人上台唱。所以胡秀山继续问道：“既然苏联已经转入了战争模式，他们难道没办法执行《论持久战》中的观点么？”
“我在腐败还是进步的部分讲述了我的看法，苏共的首要目标是苏共的胜利。在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过程中，苏共的胜利就是苏联的胜利。苏共的失败就是苏联的失败。但是，苏共能否把握好这个度，决定了苏共胜利的速度。”
说了自己的看法，李润石有些失望。他抽出烟点上，缓解了情绪的激动，这才继续说道：“何主席关注苏联红军反攻的后勤，是一种见微知著的视角。斯大林对于苏德战争初期的战败有巨大的责任，所以斯大林非常期待能够尽快挽回败局。而苏德战争的胜利与斯大林个人期待的胜利之间并不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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