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锐偶尔会谈及他对未来的期待，而那些期待太过于接近本源，与现实之间总有种莫名的距离。越是追求本源，就距离现实生活越远。
与相比，李润石可就有温度的多。在《论持久战》中，李润石也是以高度的理论化的思辨对苏德战争进行判断。可这种理论化是建立在热烈的情绪之上，是鲜活的，充满了人类可以理解的情绪。
同志们浏览完《论持久战》后，李润石开始向同志们进行解释。苏德战争中，苏联不可能速胜的原因在于苏德两国的工业与军事的专业水平差距很大，这种差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敉平。苏联只有靠严肃细致的工作才能逐渐解决问题。
这种讲述也是何锐的风格。不过军委同志们明显感觉到，何锐的讲述相较于李润石的讲述，在逻辑与方法论上差不多，但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何锐的政策更细节，在可操作性方面更容易上手。
李润石的《论持久战》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给了大家更多指导以及操作空间。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军委委员们的水平相当高。所以大家其实更喜欢李润石的风格。
等李润石讲完了《论持久战》的要点，平日里并不喜欢表态的胡秀山第一个表达了支持，“李主席的《论持久战》有着极高的可操作性。”
不过胡秀山说完这话，又说道：“但是，苏联方面有没有能力理解到这个程度呢？”
李润石当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苏联的政治模式决定，苏共中央一定可以理解到这个程度。但是苏共会不会选择这样的方法论，是由苏共的管理模式决定。如果苏共认为《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观点会削弱苏共的领导，苏共就不会选择！”
“有更好的方式，为什么苏共会拒绝？”胡秀山问。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军委成员们的不解。
李润石解释道：“在苏联建立的20年中。苏共最大的政府建设成就之一，就是建成了中国传统认为的真正的官僚制度。对中国来说，历史悠久的官僚制度有非常多的问题。相较欧洲文明来说，官僚制度是非常先进的。
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是一个实施组织管理的严密的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一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功能效率关系上，以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官僚制度下，人民会认为公益精神的维护得益于官僚和官员。”
“呵呵。”有军委成员忍不住笑出声。何锐政府内部领导层们虽然也是官僚，但是中国的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很能理解官僚制度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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