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北平的秋夜来得格外早。
戌时刚过，琉璃厂东街的铺面已陆续上板。青石板路上，最后几个伙计提着灯笼匆匆走过，脚步声在寂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清晰。沈家鉴古斋二楼的书房里，灯烛却还亮着。
十五岁的沈砚秋趴在紫檀木大案上，鼻尖几乎要蹭到宣纸。他左手按着一方端溪老坑砚，右手握着狼毫小楷，正临摹父亲沈鹤鸣下午刚写的《金石录跋尾》。墨是上好的松烟墨，磨得恰到好处，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幽深的青黑。
“手腕要稳，起笔要藏锋。”
沈鹤鸣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他四十出头，穿一身藏青色长衫，站在儿子身后，手里端着盏雨过天青色的汝窑茶盏。茶是明前龙井，水是玉泉山的泉水，泡得正好。
沈砚秋“嗯”了一声，手腕却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笔尖在纸上留下一个不该有的顿点。
“心浮了。”沈鹤鸣放下茶盏，走到案侧，“鉴古如鉴人，最忌心浮气躁。你看这枚‘永通万国’钱——”
他从多宝阁上取下一枚铜钱，放在儿子面前。铜钱在灯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泽，字口深峻，穿口整齐，是北周时期罕见的珍品。
“当年我从陕西一个老农手里收来，他只当是寻常铜钱，要价三块大洋。我给了三十块。”沈鹤鸣的手指抚过钱文，“为何？因为真品‘永通万国’的‘永’字第二笔，这里有个极细微的铜流。那是铸造时铜液流动自然形成的痕迹，仿品做不出这种韵味。”
沈砚秋凑近细看。果然，在“永”字的竖弯钩处，有一道比发丝还细的暗纹，像是铜水在凝固前最后的颤动。
“鉴古靠的不只是眼力，更是心力。”沈鹤鸣的声音温和而坚定，“要能看到器物背后的时代，听到它诉说的故事。这枚钱见过北周的烽火，听过长安的钟声，在无数人手中流转过。它的每一道磨损，都是历史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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