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厂主们一开始还嘴硬，说“这是闹事”“这是刁民”。但报纸上那篇报道被反复转载，伦敦人都在议论那些“肺里塞满棉尘”的女人。
他们的太太从皮卡迪利回来，问他们：“你们厂里，有没有那种口罩？”
他们的女儿在学校里被同学问：“你爸爸的工厂，是不是会让人憋死？”
第四天，有一个厂主撑不住了开始向社会公开寻求有效的防护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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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寄出去的那天，伦敦下着小雨。
玛丽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裹被收进去，在柜台上堆着的那些信件和包裹中间，它不起眼得很。深色的粗布包着，麻绳扎紧，封口上盖着她的印章——那支羽毛笔，那朵野蔷薇，还有那个小小的M。
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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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马车就停在加德纳家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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