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了村支书。村支书姓杨，五十多岁，脸上全是皱纹，像被刀刻过的地图。他听说丁平是团中央来的，愣了一下，然后把他领到了自己家里。屋子不大，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一张床，一个灶台。灶台上有一口铁锅，锅里煮着玉米糊，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
丁平在凳子上坐下，拿出笔记本。“杨书记，村里有多少年轻人？”
杨支书想了想。“十八到二十五岁的，有三十多个。大部分在外面打工，在家的有七八个。”
“上过高中的有几个？”
“两个。一个去年毕业了，没考上大学，在家种地。一个今年刚毕业，在等通知书。”
“辍学的呢？”
杨支书沉默了一下。“多。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的，有十来个。还有几个，小学都没念完。”
丁平的手指攥紧了笔。“为什么？”
杨支书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无奈，是一种更深沉的、压在心里的东西。“路不好。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下雨天更不好走。家里穷，供不起。还有的，是家里不让上。”
“为什么不让上？”
杨支书低下头，看着灶台上那锅玉米糊。“觉得上学没用。念了书，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
丁平在本子上记着。他的手很稳，但他写得很慢，像是在描一幅很细的图画。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山里的天黑得早，才五点多，光线就暗下来了。杨支书的妻子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桌上，火苗在风里晃着，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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