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烬出了天津站，拐进法租界东边的一条马路。
已是傍晚，华灯初上。
黄包车夫的吆喝，报童的叫卖，有轨电车“铛铛”驶过的声响，混杂着各色食肆飘出的饭菜香气，交织成一幅独属于天津卫的鲜活画卷。
他穿一件半旧的灰色长衫，头上的礼帽帽檐压得有些低，混在熙攘的人流里，像一滴水汇入大河，寻不见踪迹。
他没走大路，熟门熟路地拐进一条岔道，又快步穿过两条幽深的弄堂。
最后，在一个巷子口卖烤白薯的小摊前停下了脚步。
摊主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身上那件棉袄被油烟熏得发亮，正佝偻着腰，守着一口改装的铁皮油桶。
桶里炭火正旺，冒出的白气裹挟着白薯烤熟后特有的焦香，飘出老远。
“来一个。”
“好嘞。”
老头应得爽利，用火钳子从滚烫的炭灰里扒拉出一个烤得外皮焦黄、内里流油的白薯，用张旧报纸包了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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