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农历三月都过了大半，黄河滩上的风还是硬的。陈河生蹲在河滩上，手里攥着把野菜——灰灰菜，叶子蔫头耷脑的，根上带的土都是干面面。他把野菜扔进身后的竹篮里，抬头看天。天蓝得寡淡，连一丝云彩都没有。
“妈，这野菜也不多了。”
李改莲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正用铲子挖一棵蒲公英。她没抬头，声音顺着风传过来：“再往前走走，挨着水边的那片滩地，兴许还有。”
河生站起身，膝盖咯嘣响了一声。十四岁的少年，瘦得像根麻秆，裤腿挽到膝盖，小腿上的青筋一清二楚。他往河边走，脚底下的沙地陷下去一个个浅坑。
黄河在远处流着，浑黄浑黄的，像一锅烧不开的稠粥。
这片河滩他太熟了。从记事起，每年春荒都要来。灰灰菜、蒲公英、马齿苋、扫帚苗……什么能吃，什么时候长，他一清二楚。去年秋天父亲说，等今年麦收后，把西边那块坡地整一整，种些红薯，明年春荒就好过了。
可父亲没能等到麦收。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煤矿上的人来报信：瓦斯爆炸，陈有根没了。
河生现在还能想起那天的事。他在院子里劈柴，听见摩托车响，抬头看见一个穿蓝制服的人从车上下来，身后跟着村支书。那人张嘴说了句什么，他没听清，只看见母亲的身子软下去，像一袋被抽走了底儿的粮食，堆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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