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征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蒋介石从桌上拿起一个本子，递给他。本子不大，深蓝色的封皮，上面印着“蒋中正”三个烫金字。“这个给你。平时多记日记，把每天的事记下来。”
陈东征接过来，手指在封皮上摩挲了一下。硬皮的，很光滑。“谢校长。”他说。
蒋介石又说了几句勉励的话——什么“党国栋梁”，什么“前途无量”，什么“好好干”。陈东征听着，脸上没有表情。没有高兴，没有激动，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等着被问完话就可以走的人。蒋介石说完，挥了挥手，让他走了。陈东征转身走出正厅。阳光照在脸上，他又眯了一下眼睛。
陈诚跟出来，在他旁边走。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走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陈诚停下来。
“这一次，”他说，“你的危机解除了。”
陈东征看着他。陈诚的脸上有一种他看不懂的表情——不是高兴，不是欣慰，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我替你挡了一刀”的东西。
“而且因祸得福。”陈诚继续说。
“什么意思？”
“校长记住你了。”陈诚的声音很低，“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陈东征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叔叔。这个人在国民党里权势滔天，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能替他把告状的信压下来，能替他把薛岳的责难挡回去。但现在他站在一棵桂花树下，说“校长记住你了”的时候，声音里有骄傲，也有疲惫。陈东征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只知道，他不想被记住。他只想走，只想在这条路上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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