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钱塘门内那条窄窄的石板巷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绿。那绿不是竹的绿，是苔的绿——被岁月封存在墙角的、被雨水一泡又幽幽地渗出来的、像她当年在晚宜楼前种下的那架秋千，绳索已经断了，木板已经朽了，可它还在那里，在墙根下，在荒草中，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它在风里吱呀吱呀地响。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走进这条巷子的。巷子深得看不见头，两边的墙高高地立着，墙根下长满了青苔，青苔厚厚的，软软的，像一层绿绒毯，踩上去要格外小心。墙头探出几枝木香藤，藤蔓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绿得像一块一块的翡翠。藤蔓间缀着细细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被雨打湿了，半透明地贴在叶子上，像泪痕，又不像是泪痕。我沿着巷子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毛安芳，字某，号晚宜楼主人。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诗人，“蕉园七子”之一。她生于钱塘的书香门第，嫁于同邑的徐某，寡于中年，老于晚宜楼。她的诗集叫《晚宜楼集》，她的词散落在《蕉园七子集》的夹缝里，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这墙上的青苔——不争不抢，不声不响，可它在那里，在那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寸一寸地长，长了一百年，又一百年，长得比那些轰轰烈烈的花，更久，更远，更深。
我沿着巷子一直走，走到巷子的尽头，看见一座小楼。楼不高，只有两层，白墙黑瓦，飞檐翘角。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晚宜楼。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架秋千，绳索已经断了，木板已经朽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个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株老桂树。树干很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裂成一块一块的，像龟甲，像她诗稿上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桂花已经开过了，枝头挂着几片蔫蔫的花瓣，被雨水泡得发白，像褪了色的旧信笺。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花，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首《秋千》：
“晚宜楼外雨如丝，秋千架下立多时。当年曾共春风约，今日春风知不知。”
晚宜楼外雨如丝——她站在晚宜楼外，雨丝细细密密的，像她心里的愁，理不清，剪不断。秋千架下立多时——她站在秋千架下，站了很久。当年曾共春风约——当年她和那个人，在春风里约好了，要一起荡秋千，一起看花，一起老。今日春风知不知——今天的春风，知不知道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她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概四十岁。那个人已经死了十年。她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秋千架上的绳索断了，木板朽了，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毛安芳是蕉园七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可她的诗才，在社中是最清丽的。林以宁说她“诗清而婉，如秋雨初霁”，柴静仪说她“笔致轻圆，如珠走盘”。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晚宜楼集》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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