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整，铃声响起。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正方一辩发言限时三分三十秒。
徐怡颖站起身，走到发言席前，调整了一下话筒高度。全场安静下来。
“谢谢**。”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我方认为，理想主义不是负担，而是火种。”
她顿了顿，继续说：“对方可能会说，理想主义者常常碰壁，被现实打压，活得辛苦。可请问，一个人因为坚持对的事而受苦，就能证明这件事不该坚持吗？”
台下有轻微骚动。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敬畏感就越是历久弥新’——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理想主义，正是这种道德律的外化。它不保证成功，但它保证方向正确。”
她说得平稳，语速适中，没有夸张的手势，也没有情绪起伏。但她每说一句，前排一个戴眼镜的评委就轻轻点头一次。
三分二十秒，她收尾：“所以，不是理想主义太沉重，是我们扛它的肩膀还不够硬。谢谢。”
掌声响起。不算热烈，但真诚。
反方一辩站起来反驳，抛出一组数据：“根据我校社会学系去年调查，超过百分之六十二自称‘理想主义者’的学生，在就业选择中遭遇挫败，其中四十三人最终妥协于现实岗位。这难道不是理想主义带来的心理落差与精神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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