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阿静在评估。我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毕竟刚经历了挟持，受了惊吓和轻伤，寻求医疗帮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关键在于，她是否觉得有必要监控这次会面。
“三姐，凤姐交代过，让您好好休息。如果您不舒服，我可以让医务室送点镇静和止痛药过来。” 阿静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不用送药，” 我连忙说，语气里带上一点恰到好处的烦躁和不安，“那些药吃了更晕。李医生手法比较稳，我想让他再看看伤口，是不是包扎得太紧了，或者有没有发炎。我……我心里不踏实，总觉得不舒服。”
我刻意强调了“心里不踏实”，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惊过度、需要专业医生安抚的病人形象。
又是几秒的沉默。
窗外的雨声哗哗作响，敲打着玻璃，也敲打着我紧绷的神经。
“好的，三姐。” 阿静终于开口，“我联系李医生。请您在房间稍等。”
“谢谢。” 我挂了电话，手心微微出汗。
成了。至少，第一步成了。阿静没有坚持跟来，或者派别人。也许在她看来，一个吓坏了、需要心理安慰的“三姐”，让熟悉的医生来看看，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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