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去县城的长途客车四面漏风，在土路上一路颠簸。
1991年的长林县城，天总是灰蒙蒙的。主街两侧都是青砖矮房，石灰墙皮大片地脱落。
街两边，旧的“抓革命，促生产”标语还没清理干净，旁边又刷上了崭新的“改革开放，发家致富”。
两人先去了农行营业所，把钱存了进去。出来时，赵硬柱兜里揣上了一个红皮存折，里面用钢笔写着“存款：肆仟圆整”。
兜里揣着存折，赵硬柱的腰杆都挺直了，他领着秀兰，径直走进了县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是一栋三层小楼。一推开厚重的棉门帘，里头是一排排木头框的玻璃柜台。脚踩在刷着红漆的旧木地板上，吱呀作响。
秀兰一进门，看着擦得锃亮的玻璃柜台，脚底下都有些发软。她死死拽着赵硬柱的袖子，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布料和手表，小声嘀咕：“上回来这儿，还是十六岁那年跟大姐来的。”
秀兰的话像在赵硬柱心口扎针。
他拍了拍秀兰的手背，说：“今天随便看，看上啥，咱就买啥。”
到了二楼家电柜台，秀兰就走不动了。她直勾勾地盯着那台14寸上海牌彩电，看着里面唱戏的小人。
“同志，这电视多少钱？”赵硬柱走上前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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