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看着手表，九点零一分。上课铃刚响完，声音从远处教学楼飘过来，短促而规律。阳光照在脸上，有点烫，但我没觉得暖。脚底那阵凉意还在，不是风吹的，是王姨站在我面前时带来的。
她手里拎着那个超大号手电筒，金属外壳磨得发亮，尾部缠着一圈黑胶布。她没打开它，只是攥在右手里，像握着一根警棍。左手指向我，指甲缝里有灰。
“你刚才在旧馆三楼女厕烧了什么？”她说。
我没动。背包带子还搭在肩上，拉链半开，侧袋里的铜钱剑碰不到手。我不需要碰它。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事。
“一份文件。”我说。
“什么文件要烧？不能扔垃圾桶？”她往前一步，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发出闷响，“监控拍到你早上八点十四分进去，八点二十三分出来。门本来锁着，现在开着。地上有灰，还有火柴梗。”
我闭了下眼。不是因为心虚，是因为累。有些事做完以后，反而更沉。林晚秋听见了，可活人不会信。
“是二十年前的事。”我说，“有个学生被冤枉抄袭，论文被导师顶替，后来自杀了。那份文件能证明她是清白的。”
王姨冷笑了一声。嘴角往右边扯了一下，脸上的烫伤疤痕跟着抽动。
“你还跟我讲论文？”她说，“一个学生，大清早跑到禁闭区域，烧纸、点火、留灰烬，你说你是来正名的？你当我是傻的？”
我没有解释。说了也没用。我能说系统告诉我这么做吗？能说我烧的是执念不是纸吗？她会以为我在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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