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代表也开口了：“合作模式上，是简单的委托加工合同，还是涉及技术保密、市场授权？知识产权如何界定？如果未来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责任如何划分？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尖锐而现实。谈判桌变成了无形的战场，每一句话都在试探底线，争取利益。聂虎团队虽然准备充分，但面对对方在成本、风险、规模上的考量，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就像驾驶一叶小舟，试图与一艘大船并航，任何风浪都可能让他们倾覆。
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双方就工艺转移的费用分摊、首批订单量、付款条件、知识产权归属、质量责任等核心条款进行了反复拉锯。江源方面基于自身经验和风险控制，提出了相对严苛的条件：较高比例的工艺转移预付费用、不低于五万支的首批订单、较短的账期、以及对“愈灵”未来销售渠道的一定程度监控权。而聂虎团队则尽力争取更有利于初创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更灵活的起订量、更友好的付款节奏、对自身品牌和渠道的独立运营权。
叶清璇负责条款的细节推敲和法律风险的提示，刘浩则快速计算着不同条件下的现金流压力，柱子虽然插不上太多话，但紧皱的眉头显示出他对生产可行性和成本的担忧。聂虎则作为核心，既要守住底线（如知识产权、品牌独立），又要在非核心条款上展现灵活和诚意，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工艺转移费用，我们可以承担小试的全部费用，中试费用我们承担70%，贵方承担30%，但前提是成功后，首批订单的加工单价给予我们一定的优惠。”
“首批订单量，五万支对我们目前压力太大。三万支如何？我们可以承诺，如果市场反馈良好，三个月内下第二批订单，且数量不低于五万支。”
“付款方式，30%预付款，交货后付40%，验收合格后30天内付清剩余30%。这是我们能接受的极限。”
“知识产权必须明确归属于我方，贵方有保密义务。但我们可以承诺，在合作期内，若非我方重大违约，不会将生产订单转移给第三方。”
谈判桌上，数字、百分比、时间节点，成了双方攻防的焦点。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也弥漫着看不见的硝烟。江源方面显然经验老到，不疾不徐，在关键点上寸步不让，但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也留有余地。他们似乎也在评估，眼前这个年轻的团队，究竟有多少韧性，多少潜力。
天色渐晚，谈判仍未能达成一致。最终，赵经理提议暂时休会，双方都需要时间消化今天的讨论，内部商议后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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