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舰队用于航海的那些军舰的活动到1925年已很有规律:舰队大部分军舰从10月到3月都在甲米地过冬,在菲律宾水域里进行维修和演习;夏季则在中国北部海岸附近进行演习或访问港口,潜艇在青岛拥有一个夏季基地,驱逐舰的夏季基地设在烟台。
来自中方官员及军界对美国官兵的进驻都报以积极和正面的评价,这种评价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热情甚至感染了绝大多数美国一线的司令官。
1925年8月,华南巡逻队司令E﹒T﹒康斯坦恩海军上校致罗杰﹒韦尔斯海军上将这样写道:“如果外国人能够放弃一种暂时的私利,那么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是受到优惠的国家。”
1926年5月15日的《北华捷报》谈到了舰队这种季度性运动的一个间接影响,报纸报道了十一艘潜艇和两艘潜艇供应船抵达青岛的场面,并指出:“美国军舰的到来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生机,…水兵每年在这里花费的金钱是这座城市繁荣的一大财源。”
因为这层良好的关系,当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军高层委婉地希望美国在潜艇及海军航空兵领域能够给予中国一定的支持时,宋氏家族以其在美国的深厚人望充当了这一桥梁。因此宋美龄得以成为张汉卿对外交往的得力助手和比较亲密的同志,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1926年初,美国政界终于放开了对中国的潜艇技术封锁,将一战时期2艘美制“S”级小潜艇售予中国海军,并送出了设计图纸。另外,在航空工业制造上,美国给予中国极大的便利----飞机作为一个新兴的军工产业群,尚不在各大国对华的禁止输出之列。
早期军工与民用飞机的界限是如此含糊,基本不用作特别的改装,在民用飞机上架设一挺机枪即可遥身一变成为战斗机。这让中国的空中力量在成立之初,就没有遇到同行恶意的包围,这是幸事一件。
中美政治经济联系之紧密,甚至外界都纷传是否中美有意愿建立一个军事同盟来。
在中国吸纳德国军事技术的敏感当口----此时中国尚是在日本建议下的限制军事装备输入国,也是美国人率先予以默许打破。这是一个信号:中国不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限制的对象,而是渐渐地成为了实现其亚洲利益的“小伙伴”。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足以让敏锐的张汉卿抓住机会。有德国或明或暗的全方位的介入、有美国的默许、有苏联的同病相怜,中国可以尽享各国之长,兼收并蓄。
对华军事禁运已名存实亡。当然,关键是自己也能争气。
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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