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卖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
陛下，大宋时，其在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在各州县均设立了商税务：“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也就是说，一个县至少有一个商税务。
再反观我大明，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
大宋立国之后，至大宋道中年间，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
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贯，而大宋天禧年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是我大明商税总额的六十倍之多。
就就以大宋熙宁十年，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为例，青龙镇的商税收入为一万五千贯，这已经相当于我朝太祖皇帝时全国商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强。
而臣所说这里的商税，指商税务对市场商品征收的“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税与市舶收入。
据臣简单的统计，宋代单酒税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以上。
再反观我朝，在弘治皇帝时，商税课钞，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九千贯。
陛下，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大数目，但弘治年间我大明宝钞已经严重贬值，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因此四千六百余万贯宝钞以银计之，不过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有奇。
陛下，我大明全国一年的商税收入不足十三万两白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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