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部在市郊，和车站刚好一东一西，摩托车在路上大约行驶了四十分钟，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忽然想起离开部队时，副主任一脸阴沉地对我说过的话——
“小张，以后要是有人问起你的时，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知道吗？”
尤其是后来他又莫名其妙地冒出那么一句：“你替勇儿看病的事，我知道吗？”让我感到问题有点严重，而问题的关键很有可能出在副教导员身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部队急着叫我回来，肯定不是苏军打过来了，一定是为了我所干的那些封建迷信的是，副主任让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其实是反话，就算我顶不住要说出那些降魔驱鬼的事，至少不要把他给扯进来。
假如是到团部我不怕，毕竟他现在是政痣处的副主任，可现在是师部呀？当初团部保卫处的高干事都那么凶，师部保卫处的干事们还能和善到哪里去？
我一路上琢磨的是，一旦真的因为这事，要是被逼不过的时候，我是保护副主任好，还是把他拖下水更安全些？我一个士兵他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是捎上副主任是不是可以当我的挡箭牌呢？
摩托车快接近师部的大门时，我发现师部比团部要大气多了，同时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莫名的恐惧，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只要几个干事上来一围，我尼玛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这和勇敢不勇敢，怕死不怕死没有关系。
如果面对的是敌人，我肯定宁死不屈，就算被打得皮开肉绽也是英雄，被推上刑场还是烈士。
可现在我面对的是自己的上级和组织，任何欺骗和负隅顽抗，无疑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死路一条。
我被送到师部招待所一个单间里住下，接我来的那个干部什么都没说，只是叮嘱我没有命令不准离开招待所，吃饭的时候会有人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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