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突然离开，我心里没有什么对父亲或者石宝红的什么遗憾，只是觉得廖春香这只已经到嘴边的鸽子飞了，心里真是很不干。
我们赶到南昌时是晚上八点，武装部的人很客气地请我在餐馆里吃了一顿饭，我让他们先回去，他们却一直陪我等到十点，把我送到车厢，看着火车驶离站台后在离开。
这一路上我也没想别的，除了廖春香以外，我觉得神仙的预测也有不准的时候，什么知音不知音的，劳资连个女人味都没闻到。
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白胡子老人所说的知音，却是还俗以后的老许头。
在北京换乘驶往东北的列车后，我才开始显得既紧张又兴奋起来，从小就想成为王成那样英雄的我，一想到马上就要拿起武器和苏军干，心想：有紫气护身，杀他们个人仰马翻，立个什么一等功成为战斗英雄应该不在话下。
到那个时候，劳资戴着军功章，穿着四个兜回去在石宝红面前打个转，非让她后悔死不可。
火车在市里停下后，已经是第三天的清晨，我走出车站验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军人，手里举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看到身穿制服的军人，他都有凑过去问一声。
我走到他面前说道：“首长，我就是张子晨。”
“哦。”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后，说道：“我是师部保卫处的，请给我来。”
由于上次被高干事，也就是现在高副站长煽了一耳光，踹了一脚之后，听到“保卫处”几个字心里就发怵，别说还是师部保卫处的。
虽然我没做什么坏事，但还是阴沉下脸，一言不发地跟着他走出车站广场，被他带上了一辆边三轮摩托车。
我抱着行李，被安排在车斗里坐着，开车的是个两个兜的战士，不过看得出是个老兵，那个干部坐在他的身后，我们坐稳后，摩托车“呜”地一声朝师部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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