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伏明《伦理政治的内在矛盾与明后期的腐败：从张居正到魏忠贤》（《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称：
东林党人虽然“主张进行一些政治和经济改革，但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对症良方”，他们“无所顾忌而一味排挤打击反对派，其悲剧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客观评价
部分论者在批评的同时肯定了东林党人的道德人品。
刘志琴《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
“东林党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整体利益献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们又滞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实践中表现为无能又无奈，软弱，退缩，麻木不仁，直至遭受灭顶之灾。”
邱以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从文化角度看晚明东林党人》认为：
“东林党人在时局动荡之际，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赞扬，钦佩的；但是在现实的经验操作过程中，东林党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以及……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党争，既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葛荃《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认为：
东林党人“‘党见'太深，壁垒过严，以致树敌过多”，如果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其主观原因，那么，应该说，这是他们在承传先秦以来儒家文化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造成的。
但他们“代表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正宗，在政治行为上，他们是清官和忠臣的典型”，是“士大夫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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