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有的书中亦具体介绍了东林党人“提倡兴修水利，并引进南方稻种”，“发展北方经济的一个完整而周密的计划”，说它是“具有较高科学性的”。
他认为：“不分党争是非而责备东林党在经济上的一无所为是不合适的”。
负面评价
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晚明的党人们”都负有“历史的罪责”。
《晚明士人心态及个案》称：
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地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所以，“明朝的最终灭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并不承认东林党人主张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该书说：
“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
《东林党新论》称：
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他们与齐、楚、浙三党、阉党、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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