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婚成以后，一场更大的波动正在酝酿，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一月，一道要求郡国举孝廉的诏书发往各地。
与几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话，刘彻他没有当殿策问，而是另要求贤良们受策察问，咸以书对，取出他们当中的好观点，择优取用。
一连几天早朝以后，刘彻都在宣室殿聚精会神地批阅贤良们呈送上来的策对，他仔细观览，在众多的策对中看到了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名字。
在策对上，董仲舒不仅重申了他的主张，尤其对兴办太学言辞深切，而且送来了他在江都相任上倾情编著的煌煌巨著《春秋繁露》，另外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期文治上的大一统。
刘彻对此深以为然大加赞赏。
董仲舒在策对中具体提出了五点建言，除了重新强调设明堂、置博士等之外，他还直指积弊，针对秦以来推行的土地制度。
董仲舒的陈述，让刘彻再一次想起窦婴的奏章。
是的，是得对官吏、豪绅占有土地的数量给予限制了，否则国家税源越来越少，以后靠什么去支持庞大的支出呢？万一和匈奴开战了，国库耗光又从何再取钱源？
读到这里，刘彻频频点头，甚至怀念起这位远在江都的儒生来。
可当他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眉头却越发紧蹙了，他又犯老毛病了。
这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仍然固执地以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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