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纪轻轻，他儒雅风流，他才华横溢，他名动梅州，他洞穿世情，他潇洒不羁，他来历神秘，他到底意欲何为……？
话说卓飞胡扯了一通他自己也搞不明白的“佛论”之后，便不再言语，只是笑眯眯地打量着众人的表情，心中得意洋洋。而同时，他也焦急地期盼着李刚能快些调救兵过来，却完全不曾注意到此刻台下的贵宾席上还有一双美目，也正在紧紧地盯着他……
………………
不得不说，宋朝政权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大起大落的。最初，在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佑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而这一切都使佛教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了巅峰状态。
可到了宋神宗赵顼时（1068—1085），这位抱负远大，一心推行王安石新法的皇帝，显然对佛教不太感冒，而且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所以便开始对佛教徒们发度牒征费。虽说这是权宜之策，但后来却也一直在继续执行，并且征收费用渐增，致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加剧。而到徽宗时更好（1101—1125），由于徽宗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种举措自然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可惜不久后即恢复了原状。
及至宋都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在高宗时（1127—1162）即停止额外的度僧，希望僧人的数；量能够自然减少。可惜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综上所述，所以宋朝人对佛教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比较暧昧的。但时下战火纷飞，蒙元铁蹄肆虐神州，眼看着大厦将倾。朝不保夕，人人皆惶恐不安，却又无力改变现状。所以宗教在这种时刻，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人们最好的心灵寄托，或者说是最好的麻醉方式吧。
正因为如此，所以众人苦思了半天，虽然还是不明白卓飞这番佛论的确切含义，但也都有了些不同的心得体会，而且因为这番话牵扯到“佛”这种令人敬畏的东西，所以却也无人敢莽撞开口来指摘他的不是。
都好奇，都不解，但却都想藏拙，都想着让别人先出口询问，以至于就这样冷场了足足半响的时光，到了最后，还是张知州实在有些沉不住气了，率先打破了沉默，这倒也不能怪他不够沉稳，只因旁人都是看客，唯有他才是当事人，所以不得不更紧张一些。
其实知州大人的想法也很简单：开玩笑，若是再这么拖下去，万一出个意外，跑掉了狂徒……敢情他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但却八成会跑来找我寻仇啊！”
“咳咳！”张知州不好自己出面，于是便迈前一步，用手肘狠狠地捅了捅孙通判，并以眼色示意，让他速速搞清楚卓飞的来意，也好快些了断眼下这种乱七八糟的混账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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