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愿意拍吗？”赵鑫问。
托纳多雷没有直接回答。
他拿起那份《华人职业限制令》，指着第二十七条。
“‘华人不得从事电影导演工作’。1940年的南洋，一个华人孩子再爱电影，法律也禁止他拍电影。”
他笑了，笑得有些苍凉：“我爷爷洗盘子时，好莱坞正在拍《教父》，把意大利人拍成黑手党。他气得砸了电视，说：‘我们离乡背井，是为了活下去，可他们却把我们拍成罪犯。’”
“所以电影很重要。”
许鞍华说，“谁讲故事，怎么讲故事，决定了谁被记住、怎样被记住。”
托纳多雷站起身，伸手：“给我六个月。我要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见那三位老人，走那些橡胶园和锡矿。如果我的感受和你们一样，如果我也觉得这个故事必须讲，我就接。”
“那合作模式？”赵鑫握紧他的手。
“意大利Medusa Film投资40%，法国Studioal 30%，你们30%。导演费我只收象征性的1美元，但要有最终剪辑权。电影节路线：先报明年戛纳，同时做学术放映。”
托纳多雷说，“但有个条件，三位幸存者，必须在片尾以真名出镜，说‘我作证这一切真实发生过’。电影不是‘基于真实事件’，而是‘真实事件本身’。”
“成交！”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