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桌上摊开着铁盒里的全部内容：
四十七张照片、七本笔记、三卷磁带、十二份官方文件、三十八封家信。
五位历史学者，戴着白手套，用放大镜一寸寸检视。
许唯正教授负责主持。
这位六十岁的老学者，专门研究南洋华人史。
但在看到工资单原件时，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
“19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欧洲职员月薪300盾，华人职员45盾，土著劳工8盾……”
他念出声来，声音苦得发涩，“这差距不是经济层面的，是种族层面的。45盾的华人职员，可能比300盾的欧洲职员学历更高、能力更强，但就因为肤色……”
“更残忍的是这个。”
许鞍华推过来一份文件，“1932年英属马来亚的《华人职业限制令》，明文禁止华人从事二十七种职业，律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教师。也就是说，一个华人孩子在南洋，从出生就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当医生救死扶伤，不能当律师主持正义，不能当教师传授知识。他的天花板，在娘胎里就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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