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麟早已想好，“您收徒弟，教十个、二十个徒弟，在红馆后厨现做现蒸。观众拿着票根，可以兑换一块红锦糕、一杯南洋咖啡。吃完甜的，听苦的歌；苦完心里暖，这才叫完整的体验！”
张国荣轻声说：“那我的独白演唱会，就在红馆角落里搭一间‘南洋书房’。仿槟城蓝屋的客厅，藤椅、旧风扇、盖白布的家具。观众听完主舞台的热闹，可以来书房安静坐坐，听我弹琴，看那些空屋的老照片。”
徐小凤摇着团扇：“我的旗袍铺就开在书房隔壁。观众可以量尺寸，订制一件属于自己的娘惹装。三个月后，衣服做好了，我们会附上一张卡片，写上这栋衣服布料来源的故事。可能是槟城某位老裁缝的珍藏，可能是某栋空屋后人，捐赠的旧布料。”
邓丽君温柔地说：“我就在书房角落，放一台老式留声机，循环播放我采风录制的南洋民谣。观众可以坐下来，听一听那些快要消失的声音。”
黄沾灌了口啤酒，咧嘴笑：“你们这哪是演唱会？这是文化抢救现场！”
“本来就是。”
赵鑫说，目光扫过这群眼中有光的人，“娱乐的最高形式，从来不是让人忘记现实，是让人更深刻、更温柔地理解现实。理解1941年的南洋青年，为什么回国，理解黄老师为什么等了一辈子，理解周伯为什么扫了四十年空屋，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故事，唱给两万人听。”
窗外，1980年的香港华灯初上。
霓虹灯牌次第亮起：嘉禾院线正在热映洪金宝的《鬼打鬼》，邵氏片场里武侠流水线日夜赶工，而一些新的制片公司，已在悄然筹划北上合拍的可能。
整个城市，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娱乐机器。
生产着即时、快感、易消化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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